随着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的正式实施，股东知情权作为股东权利体系中的基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与细化。这一法律变革不仅拓宽了股东获取公司信息的渠道，还提升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与效率，对于构建更加透明、公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深远意义。 一、股东知情权 股东知情权，顾名思义，是股东作为公司出资人，对公司运营状况、财务状况等核心信息享有了解与获取的权利；它是股东行使其他权利（如表决权、分红权、诉讼权等）的前提和基础，也直接关系到股东能否实际参与到公司管理、监督公司运营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一项重要的股东权益。 二、新《公司法》下股东知情权的亮点与突破 1. 知情权范围的扩大 （1）明确股东对会计凭证的查阅权：新《公司法》首次将会计凭证纳入股东可查阅的范围，这一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股东对公司财务状况的透视程度，有助于揭露潜在的公司财务作假的风险。 【法律规定：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 （2）股东名册的查阅与复印权：股东名册作为公司股权结构的直接体现，其公开透明对于维护股东间的平等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规定：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子公司资料的穿透查阅权：在特定条件下（如全资子公司），股东有权穿透查阅子公司的相关资料，这有助于股东全面了解集团公司的整体运营情况。 【法律规定：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五款“股东要求查阅、复制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适用前四款的规定”。】 2. 中介机构代查制度 新《公司法》取消了旧法中关于中介机构代查的多重限制，允许股东完全委托专业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代为行使知情权，不再需要股东在场为前提。此举，不仅降低了股东个人行使权利的难度，还提高了查阅的专业性和效率，有助于发现公司潜在的问题和风险。 【法律规定：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三、四款“股东查阅前款规定的材料，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 股东及其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查阅、复制有关材料，应当遵守有关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 明确的行使程序与救济途径 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具体程序，包括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答复等环节，为股东和公司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同时，对于公司无理拒绝提供查阅的情况，股东享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救济途径，确保了股东知情权的可诉性和可执行性。 三、股东行使知情权注意事项 1. 遵守法定程序、合理行使权利 其一，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时，必须严格遵守新《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和条件，确保知情权行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股东应充分说明查阅的目的和必要性，以赢得公司的理解和配合。 其二，股东应理性、适度地行使知情权，避免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和损失。在发现问题或疑虑时，应通过合法途径向公司提出质询或建议，避免与公司及高管产生冲突或矛盾。 2. 公司拒绝行使知情权时，股东注重收集以下证据： （1）书面请求记录：保留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的书面文件及送达证明，比如快递回执、邮件或者短信发送记录等，以证明已依法向公司提出请求并说明目的。 （2）公司回复记录：若公司给予股东书面答复并拒绝查阅，应保留回复文件作为证据。注意检查回复文件是否在法定时间内发出，并关注是否在答复文件中阐述拒绝查阅的理由。 （3）沟通记录：若双方就查阅事宜进行了口头或书面沟通，应尽可能保留这些沟通记录，如电话录音、短信、邮件或函件往来等。 （4）第三方记录：若股东委托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协助查阅，可请该第三方机构出具相关证明文件，以证明公司拒绝查阅的事实。 （5）其他证据：根据具体情况，股东还可收集与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相关的其他证据，如财务报告、行业分析报告或其他公开文件等，以辅助证明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结语 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调整和完善，不仅为股东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入取得公司信息的渠道，还能够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股东应合理、充分地利用这一权利，积极参与到公司治理与监督工作，推动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声明：本文观点系作者个人观点，仅用于交流讨论目的，供读者参考，并非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有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交流或需要法律服务，请与本所或作者联系。

为保障判决结果的执行，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司法实践中，如当事人恶意申请财产保全，可能会导致被保全人资金或其他财产使用受限，进而引发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因保全申请人大多选择通过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方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因此使得保险公司成为承担保全申请错误的赔偿义务主体。本文将结合相关实践案例，浅析此类诉讼案件的审查重点，并对保全错误赔偿责任主体提出思考。   一、认定保全申请错误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该法律条文中的“申请有错误”应该如何理解，法律、司法解释暂无更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 财产保全申请所对应的诉讼请求未得到生效判决的支持，是否就应当视为错误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申2027号公报案例中对申请保全错误的认定作出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明确了因保全错误实质上属于侵权责任，而侵权责任中以过错责任为原则，以无过错责任为例外情形，因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中并不包含申请保全错误损害赔偿责任，因此认定保全错误需要着重审查当事人申请保全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不能仅以保全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的客观结果作为申请保全是否错误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该公报案例的裁判观点认为：当事人的法律知识、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证明能力、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断能力各不相同，通常达不到司法裁判所要求的专业水平，因此当事人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未必与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一致。对当事人申请保全所应尽到的注意义务不应过于苛责。如果仅以保全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作为申请保全是否错误的依据，必然会对善意当事人依法通过诉讼保全程序维护自己权利造成妨碍，影响诉讼保全制度功能的发挥。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以发布公报案例的形式，厘清保全错误的认定标准十分有必要。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属于普遍现象，当事人即便委托了专业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其在提起诉讼时也难免会提出存在一定争议的诉讼主张，难免出现判决结果与诉讼请求存在差异的情形。因此，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未得到判决支持并不当然是保全错误认定的充分条件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 根据笔者在Alpha数据库中对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近3年案例检索后发现，一审案件中全部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案件占比19.82%。此类判决的裁判观点认为，当事人应当对申请保全的行为尽到基本、合理的注意义务，以下列举部分法院认定申请人存在保全错误的几种情形：1、是否满足提起诉讼的基本条件。例如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原告能否提供证明基础法律关系的关键证据；2、是否存在恶意虚构民事纠纷、捏造案件基本事实等虚假诉讼的情形；3、是否存在超标的保全的情形。例如保全金额过分高于诉讼金额，包括变更减少诉讼金额但拒不减少保全金额的情形；4、与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判决或者确认的事实明显冲突矛盾的情形；5、败诉后明显故意拖延，未及时申请解除保全措施的情形；6、结合关联诉讼可判断明显恶意保全的情形。例如二审败诉后立即提起新的诉讼保全案款，新的诉讼又明显没有依据或者起诉后又撤诉的情形；7、在关联诉讼中多次反言，最终导致败诉等情形。 由此可见，认定财产保全申请错误的具体理由并不固定，人民法院对该争议焦点的自由裁量权限较大，需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断当事人的保全行为是否存在过错。   二、如何认定保全错误的经济损失   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了保全错误的法律后果为赔偿损失，但侵权责任的承担需要满足四个要件，即便证明存在侵权行为和过错，还需要考察是否存在损害后果与因果关系。被申请人作为原告主张经济损失主要有以下几类：1、资金占用利息。一般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或者上浮30%—50%；2、被申请人对外融资实际产生的利息；3、被申请人因维护权益产生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等；4、因失去经营机会导致的间接损失；5、被案外人起诉的违约金、产生的亏损等等。 通过对司法判例分析后得知，人民法院以判决方式对被申请人作出赔偿的判例中多数是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结合相应款项因申请人过错被冻结的期限核算资金占用利息。在被申请人的活期存款银行账户被冻结时，因银行存款未实际减少，且银行存款查封冻结期间所产生的银行利息也归被申请人所有，部分法院会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扣除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将二者之间的差额认定为保全期间的实际损失。   三、对保全错误后果承担主体的延伸思考   申请人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大多会采取投保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方式提供担保。被保全人主张保全申请错误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通常会将出具了保单保函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因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单保函属于不可撤销担保，大多法院会依据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函，判令由保险公司赔偿被保全人的经济损失。即使法院认定申请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保全错误行为，但有保险公司的兜底，也并不能对申请人产生实质的影响，这也导致了许多申请人在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存在消极应诉的态度。 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后，能否对财产保全申请错误的实际侵权人行使追偿权呢？从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来看，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进行追偿应当基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因现行法律法规并未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就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追偿的具体情形，大多保险公司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保险条款通常将投保人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没有履行“案件重大进展情况”告知义务等事项约定为追偿情形。   结语 根据司法判例可以看出，法院对保全错误的认定规则日渐明确和严格，虽然保全错误的法律后果大多由保险公司承担，但保险公司也在避免成为一些恶意保全和虚假诉讼者的兜底工具，申请人并不能对保全错误的责任“高枕无忧”。因此，在诉讼过程中还应当审慎进行财产保全，谨遵诚实信用原则。 声明：本文观点系作者个人观点，仅用于交流讨论目的，供读者参考，并非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有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交流或需要法律服务，请与本所或作者联系。

2023年12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已于2024年7月1日施行。在上述法律法规施行前，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制度为认缴制，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实缴期限由公司章程规定。在上述法律法规施行后，有限公司股东的认缴出资应当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2024年6月30日前登记设立的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1日起超过5年的，应当在2027年6月30日前将其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5年内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应当在调整后的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虽然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为存量公司设置了3年过渡期，但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存在大量未实缴出资情形，如在新规施行后无法按规定实缴出资，应及时对公司进行减资，避免受到行政处罚。 减资是公司依法对已经注册的资本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消减的行为。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对股东及公司债权人影响较大，公司法二百二十四条对公司减资作了详细规定：1.公司减资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2.形成减资决议。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减资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制订，提交股东会决议；3.通知债权人并对外公告，即公司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4.债务清偿或担保。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5.减资登记。变更公司章程并办理减资登记手续。 为了提高减资效率，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增加了简易减资程序。根据该条的规定，如果公司使用任意公积金、法定公积金、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在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形成股东会决议后在报纸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即可，无须通知债权人。但是按本条规定减资不得向股东分配，不得免除股东缴纳出资或股款的义务，在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小于注册资本50%时，不得分配利润。   公司资本不得随意减少，公司减资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并经法定程序，如公司违法减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承担法律责任。为此，有限公司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减资，避免因违法减资而承担责任。   声明：本文观点系作者个人观点，仅用于交流讨论目的，供读者参考，并非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有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交流或需要法律服务，请与本所或作者联系。

近一两年，笔者在协助某复议机关处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发现，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类的案件大量涌现，且不论行政机关是否对申请人的履职申请进行答复，申请人均会提起行政复议。如行政机关予以答复的，申请人则会复议要求撤销答复，并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某种行为；如行政机关不予答复的，则申请人会复议要求确认不予答复违法，并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某种行为。同时，笔者发现，要求履职类的复议案件大多数存在一个特点，即与申请人实际要求相关的“某个行政行为”已经远远超过复议或诉讼的期限，如直接就该行政行为提起复议的，复议机关肯定不予受理，于是，申请人即采取迂回战术，先向行政机关提出履职申请，无论行政机关对履职申请是否答复，申请人均向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下面笔者通过案例来分析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是否具备相应法律依据。 一、案情简介 2013年7月4日，申请人张某与某县农业农村局签订了《林地生态恢复项目合作协议书》，承包了部分土地进行沙化土地治理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申请人承包经营林地生态恢复，面积3万亩，合作期限自2013年7月4日至2043年7月4日止。协议签订后，申请人陆续投入资金开展了场地平整、水电设备设施、房屋厂房、作物种植等。后因申请人未按照种植要求种植相关作物，违规在土地上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并违规修建相关设施。县农业农村局和国土资源局于2019年4月6日联合向其送达了《关于停止取用水资源和收回土地的通知》。2019年12月申请人的土地被收回，地上建筑物和设施被拆除。2023年12月，申请人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履职申请，要求农业农村局返还土地，赔偿拆除建筑物损失2000万元。县农业农村局于2024年1月24日对其履职申请进行答复，申请人对该答复不服，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农业农村局作出的《履职答复书》，并要求农业农村局返还土地，赔偿拆除建筑物损失2000万元。 二、法律分析 本案中，申请人陈述的对其权益进行侵犯的“原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在2019年12月，早已过了提起行政复议的期限。县农业农村局已经就申请人的履职申请进行答复，作为复议机关是否需要进一步审查履职答复中涉及的“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办案过程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申请人对农业农村局的履职答复不服，而依法履职的行为是一个新的行为，作为复议机关就应当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即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职责、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是否合法、如不合法是否存在赔偿问题等。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针对履职类案件，应当审查申请人的实质诉求，其究竟是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本身的争议，还是就已过受理期限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仅是换了一种新方式，采取履职申请来挽救时效问题。如属于后者，则不应当再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实体上的审查，否则，与直接要求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无实质差别，将会损害“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稳定性和公信力。 经讨论后，本案采用了第二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 1、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履职申请已经进行了答复，申请人对答复内容不服，实质是申请人对“原行政行为”有异议，主要目的在于要求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实际是原行政行为。而行政机关作出答复的行为本身没有对当事人造成新的权益侵害，并没有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造成新的实际影响，因此本案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王建设因诉兰考县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6100号】”中也指出“这些条件包括，作为行政行为根据的事实或法律状态发生变化，行政行为作出后出现了足以推翻行政行为的新证据。如果当事人仅仅是沿袭之前的主张，行政机关作出的拒绝答复或者不予答复在性质上就系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如果允许当事人对已经超过复议或诉讼期限的案件通过履职申请重新审查，将会影响“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稳定性和公信力，导致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关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社会生活的有序开展，也会滋生当事人“躺在权利上睡觉”的惰性。 3、会影响行政裁判的既判力，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假设“原具体行政行为”已经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相应的裁判文书，甚至都已强制执行。现允许当事人通过履职的形式重新提出审查申请，则复议机关、人民法院均要对“原具体行政行为”重新进行全面的审查，既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会影响行政裁判的既判力。 最终案件经讨论，复议机关认为，申请人要求撤销履职答复的复议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给予其赔偿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认为申请已超过行政复议时效。最终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结语笔者认为，对于已经超过行政复议受理期限或者超过行政诉讼时效的案件，当事人企图通过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来挽救时效的，无论是复议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均不应受理，既是对原行政行为稳定性和公信力的保护，也是对当事人履行自己权利保护的督促，更是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确认。 声明：本文观点系作者个人观点，仅用于交流讨论目的，供读者参考，并非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有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交流或需要法律服务，请与本所或作者联系。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和产业赛道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来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整合、业务转型和结构升级。所谓的企业并购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为了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投资性的经营行为。并购在公司法中没有专门的规定，实务中企业并购投资的对象主要分为资产收购与股权收购。 尽管并购交易能够为公司带来很多发展机遇，其复杂性和潜在风险也不容小觑。特别是具有重资产特征的非上市目标公司，其在信息披露上较为隐秘，外部成员或组织难以识别交易标的的瑕疵，成为并购方需要重点关注并解决的难题之一。因此，如何合理地降低并购方承担的投资风险和责任，并保障交易的顺利完成，需要在法律和商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以非上市公司作为分析角度，旨在探析股权并购投资中可能存在的一般性风险。 一、股权并购投资流程 股权并购是指并购方购买的是目标公司的股东权益。从法律层面上看，股权交易系对目标公司的债权和债务的概括承受。以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并购为例，并购方主要采用的并购交易流程如下： 在进行股权并购时，需综合考量经营难度和投资风险，以确定最佳的投资方式和持股比例。这样的策略有助于并购方保持投资的灵活性和风险的可控性。   二、并购投资常见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建议 （一）商业秘密泄露风险 1、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要性 在当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技术和品牌已成为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并购交易为企业提供了一个迅速获取目标公司关键技术、专利及成熟品牌的途径，从而加速技术创新和市场布局。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商业秘密的隐秘性和保密性对企业至关重要，这也给收购方在评估其商业价值、技术缺陷和法律风险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近年来，商业秘密保护不当的问题在并购实务中愈发凸显，成为各方必须高度重视的焦点。在并购交易的各个阶段，双方可能会相互披露大量敏感的商业信息。若保护措施不到位，或交易未能如期完成，将可能导致商业秘密的泄露范围扩大，给双方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 2、实施有效的商业秘密保护措施 并购方与目标公司就交易进行初步磋商时，应当采取一系列有效的保密措施。首先，建立严格的保密协议。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以及设定双方的保密义务，尽可能将保密信息范围扩大化解释。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形，并购初期并购方有时需要先行支付一笔诚意金作谈判担保，以获取对方同意并购方立即进行尽职调查，或作为获得独占的谈判地位而向对方支付的保证金，此时应明确诚意金的法律性质和未来的处理方式。其次，强化内部管理以确保并购交易的顺利进行。在筹划重大事项时，务必详尽记录每个具体环节的进展，涵盖商议方案、形成意向、签署协议或意向书的具体时间、地点、涉及机构与人员以及商议和决议内容等关键信息。这些记录应以书面的形式整理成交易进程备忘录，并妥善保管。同时，参与各环节的人员应在备忘录上签字确认，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责任的可追溯性。  （二）股权瑕疵风险 1、出资不实问题 对于非货币形式的出资股权，如土地使用权、房产、共有资产等，需要了解是否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在目标公司完成实缴的过程中，虽然可能会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非货币出资进行资产评估及会计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实缴资本事宜出具相应的报告，但作为并购方，仍需细致审查。特别要注意评估基准日、评估依据以及评估价值的历史变动。若评估价值主要基于未来收益，且目标公司未能从该资产中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此时应谨慎判断是否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况。 2、人格否定风险 当目标公司与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存在财产混同时，通常表现为频繁的关联交易、大额应收账款与关联方相关但缺乏合同支持、财务制度的执行不力等。此外，若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业务混同和相互担保的问题，这也可能引发对目标公司财产和法人资产独立性的质疑。并购方需警惕此类风险，确保交易的稳健性。 3、股权代持的识别 在尽职调查中，并购方可能会发现工商档案与实际财务数据之间存在实际控制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当股权代持方与目标企业的核心技术人员存在亲友关系时，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尽职调查机构应履行审慎义务，结合实务经验，对股权代持问题进行深入识别和分析。  4、应对股权瑕疵风险的策略 面对股权瑕疵问题，首要是准确判断其是否具备整改的可能性以及风险的可预测性。若问题能够整改且风险能够预测，那么整改的成效必须成为股权并购的先决条件，以确保并购的顺利进行。然而，若问题难以整改，则应考虑将股权并购方案调整为资产并购，以减轻潜在风险。如果即便是资产并购也无法满足并购的商业目标，那么建议收购方果断终止收购，及时在商业层面上止损，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具体解决方案应根据实际情况和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制定和实施。  （三）或有债务的潜在风险 1、或有债务特性 在股权并购实践中，目标公司的显性负债通常能够通过详尽的尽职调查得以明确。然而，有些债务类型，如潜在的违约风险、担保责任或可能面临的行政处罚等，由于其发生的不确定性，这些债务在财务报表或会计账簿中往往难以直接体现，因此它们被归类为或有债务。考虑到目标公司对外负债在股权交易过程中不会因交易本身而转移或消失，这一特性使得或有债务成为股权交易活动中不可忽视且风险极高的关键点。因此，在进行股权交易时，对潜在债务的深入分析和妥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这类债务需要更为深入的风险评估和尽职调查进行逐一核实，以确保股权并购交易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2、处理或有债务的优化策略 在交易过程中，双方通常会在协议中明确目标公司责任的界限，并要求对方全面披露相关债务，同时作出诚信承诺。除此之外，收购方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要求被收购方提供一系列增信措施以增强交易的安全性，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原股东的担保、分期付款安排以及履约保证金的设立。作为收购方，还可以巧妙运用自身的股权结构设计，以达到更为高效的股权收购目的。 （四）职工安置的潜在风险 在并购交易中，员工的妥善安置不仅是法律合规的必然要求，更是确保交易顺利进行和业务平稳过渡的核心环节。员工的稳定性和满意度直接影响到并购后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因此，制定一个全面、细致且符合各方利益的职工安置方案显得尤为重要。 在股权并购的推进过程中，以下职工安置问题可能会对后续执行和整合阶段造成显著影响： 1、人员冗余问题 随着产业升级和整合的推进，并购方在收购前可能已预见到目标公司的职工构成已无法满足当前生产经营需求。针对人员冗余问题，并购方可以通过岗位调整、内部转岗、培训提升等方式，帮助职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对于无法安置的职工，并购方应当提供合理的补偿和安置方案，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核心人才流失风险 对于以核心技术为收购目标的并购项目，并购方应当制定针对性的留人计划。可以通过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薪酬福利、职业发展机会、培训提升等方式，吸引和留住核心人才。同时，还需要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确保并购后企业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不受影响。 3、用工合规性挑战 针对用工合规性挑战，并购方需要加强对目标公司用工情况的审核和监管。可以通过完善用工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规范薪酬福利发放等方式，提高用工合规性水平。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劳务派遣、劳动派遣等特殊用工形式的管理和监管，确保用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4、职工安置的考量与策略 首先，职工安置方案应当充分考虑并购交易的背景和目标。在股权并购中，并购方需要深入了解目标公司的职工构成、用工情况、薪酬福利制度以及职工对于并购的态度和期望。这些信息将有助于并购方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职工安置方案，减少职工的疑虑和不安，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其次，在操作过程中，并购方不仅要精准把握节奏，更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特别是劳动合同的修订和规章制度的调整等核心环节。同时，在制定方案和与员工沟通时，并购方还应充分考虑到员工的接受程度以及团队的稳定性。关于劳动合同的变更，必须与员工进行充分的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且务必采用书面形式，以确保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变更内容清晰明确，具备法律效力。 完成职工结构的梳理和优化后，公司不仅能够有效隔离因职工状态不确定而带来的潜在风险，还能够简化经营过程中的多个环节，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和稳定性。这将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与常规的商品交易迥异，经营中的企业所承载的权利与义务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这些问题往往并非一目了然，而是需要通过深入剖析和整合大量信息，才能揭示出潜在的隐性风险。无论是某类股东、特定的债权人，还是退休职工，都可能隐藏着不易察觉的风险点，而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可能并未引起并购方的足够警觉。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为企业识别和应对这些并购风险提供参考。   声明：本文观点系作者个人观点，仅用于交流讨论目的，供读者参考，并非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有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交流或需要法律服务，请与本所或作者联系。

根据央视网消息：当地时间7月24日，美国司法部与波音公司已经就2.436亿美元罚款的认罪协议敲定细节，波音同意罚款约2.4亿美元，折合超过17亿人民币，并承诺未来三年内为合规整改投入折合至少约32亿人民币资金。在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航班先后发生空难，总计346人遇难，失事飞机均为波音737MAX8型客机。2021年1月，美国司法部对波音公司提起刑事诉讼，并与其达成为期三年的暂缓起诉协议。今年5月，美国司法部认定波音违反了2021年达成的暂缓起诉协议，并于6月底向波音提出认罪协议。波音公司本月7日接受美国司法部提出的认罪协议。 随着波音巨额罚单的产生，我们看到刑事合规已经为企业争取到了减免刑罚的空间，不难想到，将有更多的监管机构将会应用企业合规作为企业监管的重要措施。 一、刑事合规 2022年4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深入总结前期试点经验，部署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截至2022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累计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5150件，其中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案件3577件（占全部合规案件的69.5%），较2022年4月初全面推开时分别新增3825件、2976件；对整改合规的1498家企业、3051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另有67家企业未通过监督评估，企业或企业负责人被依法起诉追究刑事责任。在适用涉案企业合规的案件中，法定刑三年以上案件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的案件所占比例逐步上升。在2022年8月向社会发布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在2023年1月又对外发布了第四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对于警示教育企业合规经营，指导检察机关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开展起到警示、指导、示范作用。 2024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从政治上着眼，从法治上着力，充分履行各项检察职能，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坚持依法惩治犯罪和促进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相结合”是专项行动的15项重点举措之一。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安全生产领域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元明表示，在安全生产领域推进涉案企业合规，就是要以实实在在的安全合规，帮助企业筑牢安全生产底线，护航企业安全发展。 可见，刑事合规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但目前实务中的局限性在于：涉案企业高度重视，力求通过刑事合规整改达到程序出罪或从宽量刑的结果，往往是一种被动型的事后合规。而未涉案企业往往忽视了企业合规，尤其是企业刑事风险的预防，往往是涉案方才直面合规问题，这就导致合规风险存在已久，危害后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已涉及刑事案件才被发现、被重视。此时，企业被动处理，企业及企业相关责任人员面临着刑事处罚的巨大压力，且能否采取刑事合规整改路径、能否通过监督评估均存在不确定性。律师建议企业在日常关注企业合规及刑事风险防范，变被动为主动，以案为鉴，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将普遍性、苗头性问题解决在萌芽之际，关注并切实做好企业合规建设，确保企业健康合规发展。 二、企业合规 2016年《关于在部分央企开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2017年《关于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以及ISO 3730《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实用指南》、2018年《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2022年《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要求“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实际，拿出包括做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内的27条实招硬招并狠抓落实；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出资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将企业合规管理提升到了法律层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难看出，国家一直在积极探索企业合规，逐步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的进阶去对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也给我国企业合规模式打下坚实的框架，党的领导、股东出资与股东权利保护、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管理层责任、公司合并、减资、退出机制等将是企业合规治理的重点内容。 企业合规是企业依法依规经营的一种自我治理方式，也是对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维护公共秩序与经济秩序、防范合规风险与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保障。合规通常包括合规义务体系、合规组织体系、风险防范体系、合规监控体系、违规矫正体系、合规评价体系等内容，通过章程、制度、办法、指引、手册等方式约束，体系化、类型化、规范化、具体化、正当化、人性化、客观化、经常化的企业合规治理将是企业强大的内驱力。 建立的合规管理体系必须与企业业务紧密结合，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服务，充分了解认识企业合规风险内容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构建人（组织体系）、制度（制度体系）和工具（运行和保障机制）协同发挥作用的、具有实效的合规管理体系，真正起到管控合规风险，促进企业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将这个目标细化分解成三个部分，即全面合规、有效合规、持续合规。根据有关企业合规管理的国际标准、指南以及我国国家标准、办法和指引的规定，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应包括十三个构成要素，即：合规方针、合规组织、合规风险管理、合规制度与流程、合规审查、合规管理评估、合规审计、合规考核与评价、合规宣传与培训、违规管理与问责、合规计划与合规报告、合规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合规文化。 企业合规的价值已经被验证，不仅成为监管者的尺度，也在被社会普遍认可后成为新的信用能力的标志。   声明：本文观点系作者个人观点，仅用于交流讨论目的，供读者参考，并非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有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交流或需要法律服务，请与本所或作者联系。